澳门人·威尼斯健康成为中国最亮丽的名片必须破解医疗费用上升问题-李玲编者按：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这是中国大踏步追赶世界、并屹立于大国之林后总结出来的重要法宝。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在北京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将再次掀开新的篇章。

　　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又将往何处去？为此，观察者别策划《改革进行时》专题，邀请权威专家学者，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相关重大议题，追踪和见证党的三中全会勾勒的重大改革决策与实践历程。

　　过去十年，中国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了大病保险等补充医疗保险制度，有效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还推行了健康中国战略，也经受住了三年新冠大疫情的肆虐。健康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有多重要？未来的医改还有哪些硬骨头？本期《改革进行时》，我们邀请了医疗医药行业专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百姓急难愁盼的改革热点议题之一，医疗问题。

　　观察者网：您曾经说，中国是唯一一个以国家意志来推动健康国家战略的大国。2017年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19年提出《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健康中国”作为我国2035年发展总体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地缘博弈愈演愈烈的国际大背景下来看，如何理解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意义？

　　李玲：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大国博弈的大乱之世，大争之世，其实主要就是中美博弈。从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再到南海风云，这种大国博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整个国际格局在变化，而从全球来发展太好了、太快了。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超级大国。就一国工业产值占全球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而言，中国（35%）的份额大约是美国（12%）的3倍，日本（6%）的6倍，德国（4%）的9倍。中国的工业化程度之高、规模之大、涵盖范围之广，堪称前所未有。

　　但是，西方主流媒体都在污名化中国。最近我陪同一些亚非拉国家的政要在中国各地调研。这些政要表示，他们看到的中国新闻都来自美国和西方的主流媒体，内容多为负面。然而，亲身来到中国后，他们对中国的所见所闻感到震惊；中国人民的生活安全、健康、便捷，到处生机勃勃。

　　不止一个国外政要向我表达他们的深刻感受，尤其是每个中国人都是很开心和友好，对他们非常友善，脸上都带着笑容。他们指出，无论在欧洲、美国，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人们普遍显得焦虑。然而，通过这次调研，他们发现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堪称优越。

　　1960-2022年中国、美国和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走势。2022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9岁，高于美国的77岁和印度的68岁世界银行

　　谈到健康，我认为这已经成为中国亮丽的名片。建国初期，中国曾被称为“东亚病夫”，而如今，中国人以健康著称。2022年的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超过美国两岁，我们79岁，而美国77岁。中国古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每个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都已达到这一水平，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2018年以来，我们国家是唯一一个以国家意志推动健康战略的国家。5年间，这两岁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实际上与这一战略密切相关。特别是我们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使得我国的死亡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从而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健康状况。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大家也看到我国在生态环保方面采取了最严格措施，节能减排政策落实到了方方面面。不过，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确实对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引发了不少抱怨。

　　然而，正是由于我们采取了最严格的生态环境政策，中国的环保和新能源领域的成绩如今在世界上也遥遥领先。这些政策既有利于人民健康，因为环境是最大的公品，与健康息息相关；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转型升级，“新三样”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因此，可以说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这些年来，效果非常显著。

　　观察者网：这些年，我们听到不少专家学者，从健康的角度，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都在反思以往唯经济增长的增长模式。就像您说的，推行绿色发展和经济转型也引发了不少抱怨，产生了不少争议。我知道您是拥有经济学博士的医疗行业专家，在您看来，健康发展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有没有冲突？是零和博弈的，还是可以二者兼顾相辅相成的？

　　2021年，习总在福建三明市考察时，在沙县总医院发表了一段讲话，这段话很好地回答了你的问题。他说：“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发展“一切为了人民”的理念。

　　健康是最重要的，只有拥有健康，才有可能拥有一切。健康长寿是每个人的梦想，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点，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们实行了最严格的生态环保政策，虽然当时关停了许多企业，短期内对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我们挺过来了。

　　观察者网：您在多次采访中提及新中国独创的“四大方针+医疗保健网”卫生制度，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就。您还提到1970年代，全世界都来中国学经验，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建国前三十年的卫生成就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方面的认识这些年逐渐被多次提起，并赋予了特别涵义，您认为其当下意义在哪里？

　　事实上，美国、德国和法国的官员都表示，只要中国人开动机器生产，他们就基本“没饭吃”了。人类社会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迈入现代化。我们是唯一一个依靠自身力量从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

　　众所周知，实现现代化，从农业跃迁到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资源。整个西方无一例外，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还是后来崛起的其他国家如德国和我们的邻居日本，都是通过掠夺、侵略、殖民以及建立不平等的交易来获得他们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和资源。

　　中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面临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但是我们走了不同的路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价值在于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发展路径，那就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只有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才能推动社会全面现代化。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不仅现代化的目标是服务于人民，同时也需要人的现代化来支持和推动。在经济学中，人的现代化用人力资本即教育、医疗和健康来衡量。而教育和健康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建设硬件环境，还需要高质量的人才。

　　而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资源匮乏和高质量人才短缺的困境，无法提供全民教育和医疗来提升人力资本，从而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而中国是唯一一个首先通过实现人的现代化来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无论人才还是资金都极度匮乏。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大部分人口是文盲。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落后了约100多年，甚至在同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中也排名垫底。中国通过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这些优势转化为民众健康和国民教育的实际利益，中国探索出人力资本跨越式提升的新路。

　　例如，中国设立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方针，注重预防为主，结合中西医；同时开展了广泛的扫盲运动，普及全民教育，独创并培养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专业人才。这些措施使得中国以极低成本克服了“马尔萨斯陷阱”，将庞大的人口转变为优质的人力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现在又发展成为全球工业强国，正是因为我们拥有源源不断的现代化人才资源。特别是过去三年在疫情抗击中，中国展现出了卓越的人力资本和人口健康素质，不仅科研及医生诊治水平一流，民众也能够高效自觉地遵循防控政策。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同样是人口大国，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而印度仍然是农业国呢？这涉及到两国的历史和发展道路的不同。

　　在1949年时，印度和中国条件相当，甚至在某些方面印度稍有优势，因为它是通过和平独立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没有经历过中国那样长达百年的战乱和动荡。然而，印度选择了西方式的发展路径，依赖高精尖人才，印度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但这带来的只有少数人受益。

　　相比之下，中国在建国后的三十年，大力普及教育和医疗，到1978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到了68岁，当时的印度还不到53岁；识字率也超过80%，而印度那时仍有大量人口是文盲。虽然印度也采取了制度、市场经济和开放政策，但印度未能像中国一样将其庞大的人口转变为高质量的人力资源。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最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是一条低成本提升人力资本的道路，通过现代化人才的培育和应用，推动了整体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当时很贫困，只能依靠制度创新。当时中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收入极低，农民看不起病，又受到各种传染病流行病的侵扰，比如鼠疫、天花、寄生虫等等。

　　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组织起农民，推行合作医疗，培养半医半农“赤脚医生”解决农村广大老百姓的就医问题。

　　“赤脚医生”只靠简单的草药和银针治病。虽然从现在来看，他们不能被称为合格的医生，但他们在基层提供的医疗服务非常有效，成为老百姓的健康守门人。

　　现在许多人怀念这个时期，似乎多年来的医疗改革抵不上当年的“赤脚医生”，某种程度上主要是因为，在低成本医疗和基层社区医疗上我们还有很大改善空间。

　　1970年代，当时的中国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视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医疗问题的唯一典范。因此，许多国家来中国学习，包括古巴、朝鲜等发展中国家，还有英国和荷兰等发达国家。

　　例如，芬兰如今在健康管理方面做得很好，当时也是在中国学习了许多经验。比如预防大于治疗的理念，“首钢模式”就曾经是中国高血压防治的典范。

　　我们曾经去芬兰考察，跟芬兰方面的官员有过交流。芬兰官员告诉我们，关于健康管理我们是从你们中国学的。当时毛主席说过一句“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中国前30年的卫生工作经验，其实就是注重健康的综合治理，而不是单纯靠治疗，所以效果特别好。

　　在这方面，还有中国的中医药文化，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落地，并且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每个中国人都具备了基本的健康习惯，例如饮用开水、传染病期间佩戴口罩等。

　　李玲：很多方面还在继续发扬光大。我们的卫生方针还是以预防为主，而且健康中国战略正在推进，医疗行业各项政策还在持续发力。

　　还有组织起来的爱国卫生运动，过去三年疫情防控，其实就是一次全国范围的爱国卫生运动，为打赢疫情防控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医疗服务体系，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已经实现质的飞跃。但是中国医疗体制、机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也就是医院的创收问题。所以过度医疗、过度检查、过度手术也可能引发老百姓的诸多抱怨。

　　观察者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提出到现在已有5年，经过了3年的疫情，预期的目标是否被中断，或者目标更近了？

　　李玲：很多指标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比如，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按照行动目标，是到2030年达到79岁，而现在已经接近79岁。

　　其实健康中国战略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比如现在小区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便民的健身器材、步行小道，城市到处是街心公园、绿地澳门人·威尼斯。发展体育的最终目的并非为了比赛，而是健身。所以体育和健康的融合、医疗和健康的融合等等各方面，国家都在稳步推进。

　　观察者网：说到中医，您曾经提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候美国官员接受中医针灸治疗的细节，很有意思。在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中，中医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后来才知道，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中国医生向访问团展示了“针刺”的技术：在穴位上使用针灸就可以在做手术的时候不用打麻药澳门人·威尼斯。

　　众所周知，手术中使用麻药存在一定风险，有些人可能会因而无法苏醒。如果能让患者保持清醒且无痛进行手术，这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

　　当时恰巧尼克松代表团中有一名成员突发急性阑尾炎，不得不进行紧急手术。中国的医生采用针刺，成功为他施行了阑尾切除手术。当时尼克松访华是美国电视实况转播，因此许多美国人看到这一场景，感到非常惊奇，这就激励了很多美国人学习中医，使推拿、针灸等中医技术在美国流行起来。

　　李玲：关于中医的争论无外乎就是“中医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毕竟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就在强调和科学。

　　但科学是在不断进步的。我个人认为，中医的理念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超科学的，因为它反映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一个系统地整体地调理、而非单一治疗特定症状的方法。这种理念非常先进，也是中医能保持生命力的原因。

　　还有个特别有趣的事，这次我带领亚非拉国外政要参观中国中医科学院时，让他们亲身体验了中医药。其中一位部长患有偏头疼，而且在欧美一流医院多次求医无果，但是尝试针灸治疗后，效果居然非常显著，堪称“手到病除”。他非常惊奇！

　　一个月后在他们学习结束的结业典礼上，我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他回答说真的好了。这位部长还问了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为他们援建非常现代化的医院，为什么这么有效的中医治疗方法却没到他们国家推广？

　　尽管中医在网上存在较大争议，但在民间却非常受欢迎。事实上，大部分人选择相信中医或体验中医，往往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各类医院穷尽了各种方法，但都未能治愈。最终，他们只能求助于中医。

　　有些人由于久病成医，甚至通过自学中医，成功治愈自己，随后开始推广中医。在民间有许多这样的高人。中医是中国文化的表达方法，未来在大数据，智能化加持下，中医将会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观察者网：您在一次演讲中谈健康中国目标时候，比较了各国不同年龄段医疗支出成本，您展示的一张PPT让人印象深刻，就是美国65岁以上人群人均医疗成本高得吓人。所以您说，中国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将不同年龄段的医疗成本抹平。也就是说，要为老百姓提供低成本的高效医疗保障制度。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那么具体怎么做？您认为还有哪些体制机制矛盾亟待解决？

　　李玲：1990年代我就开始研究美国的医疗。其实我原本是做宏观经济研究的，要做宏观研究，就必须了解美国整体的收入和支出状况。这才发现，美国政府最大的支出项是医疗养老，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我才去研究医疗。

　　研究医疗以后我才发现了美国真正问题所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有一套全面覆盖的医疗制度体系，比如英国是免费医疗制度，德国是全民医保制度，只有美国是一直在打补丁。

　　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时候就想学前苏联建一套全民免费的医疗体系，但美国是一个医生界、药界、商业保险界，多种利益集团固化的社会，任何想搞全民免费制度的家，都会被攻击是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在美国是被妖魔化的。

　　所以当年克林顿医改、奥巴马医改都被攻击，因此美国只能一直打补丁。正因为美国缺乏好的制度，缺乏可以组合起来的力量，商业医疗保险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1960年代越战期间，美国面临严峻的社会危机。肯尼迪总统去世以后，接任的林登·约翰逊总统通过了老人医疗保险法案和穷人医疗保险法案。在支离破碎的体系上打了一个补丁，也就是65岁以上老人和贫困线以下的穷人看病，将由政府买单，由此暂时解决了弱势人群的就医问题，稳住美国社会。

　　虽然这两项制度的实施极大地缓解了美国的内部矛盾，使美国的医疗体系得以延续。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老人和穷人这样的特定人群，医疗需求非常高，而医院也需要创收，政府为其买单的后果，就是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

　　美国政府这么多年也想努力控制医疗支出，比如DRG就是美国1980年代发明的一种医保支付方式，但费用依旧一路高涨。

　　现在美国的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近20%，中国是7.1%，其他国家都在10%左右。同时美国财政的第一大支出项也是医疗，所以美国其实是被其昂贵的医疗费用拖垮了。对美国企业来说，雇一个人所要为其花费的医疗保险平均是13,500美元，劳动力成本太过巨大，使得美国企业失去竞争力，也就无法再工业化了。

　　当年我为什么要回国，因为我发现，美国的医改根本改不动，由于利益格局无法被撼动，美国昂贵的医疗费用就像癌症一样，不断蔓延，最后只能一路狂奔将国家拖垮。

　　其实中国现在有点得了美国病，因为我们的医院无立私立也是要创收的。我们医疗费用的增速现在高于美国，虽然基数低，但增速高，这也是老百姓这么多年来对医改不满意的一点。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实施了新医改，及时阻止了公立医院私有化倾向，建立了覆盖面巨大的医疗保险体系、大病保险体系，但医疗成本还是没有控制下来？

　　李玲：是的。中国每年医疗费用的上升都是两倍于GDP的增速，我指的是医疗总费用的增长，而且增速高于美国、德国和英国。

　　1978年全国的卫生总费用是100亿，202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已经超过9万亿。从1978年到2023年，全国医疗总支出涨了约900倍，但我们的GDP并没有涨这么多。

　　《2022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卫生总费用在持续上升，2022年全国卫生总费用达到8.5万亿

　　数据显示，公立医院的收入里财政补贴仅占10%左右，90%的收入要靠医院自己去挣，怎么挣？无非就是门诊、住院、检查、开药和手术。

　　观察者网：福建三明市的医改模式因此而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您认为三明的做法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吗？

　　李玲：中国目前建立起全覆盖医保体系，截至2023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３亿人，约3.7亿人参加的是城镇职工医保，这部分保费主要是企业出的，有结余。

　　其余的9.6亿人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医保，其中三分之二是政府补贴的，包括地方和中央各付一半，个人支出三分之一。这部分医保的财政可持续性是个大问题：

　　第一，地方财政负担很重。一个人口大县，比如100万人口，地方政府最大的支出是医保费用，而且每年在涨。

　　第二，对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包括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村人口而言，也是负担，所以这些年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是在下降的。

　　虽然，我们医疗报销目录中70%以上可以报销，但是患者支付医疗费用的绝对值是在上升，所以有的老百姓就觉得自己没得到好处，就退保了。我们的医院还要创收，城乡居民医保的筹资平均每人每年不到1000元，可能去医院看个重感冒都不够。

　　三明的做法是以县为单位，成立县乡村一体化的医联体。以沙县为例，与现行医疗体制不同的是，当地政府年初就把公共卫生的钱、医保的钱、财政的钱，集体打包给沙县总医院，沙县30万人一年的健康就归总医院管了，把老百姓的病给防好了、管好了，省下来的钱都是医院的收入。

　　2021年习总去福建三明考察，就是要推广三明医改。他说，“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三明医改体现了人民至上、敢为人先，其经验值得各地因地制宜借鉴。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

　　总为什么在三明谈健康？他说“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澳门人·威尼斯，因为他看到健康中国战略在三明落地了。三明沙县总医院真正做到了县乡村一体化，并且把公立医院的“医疗为中心”转换成了“以健康为中心”。

　　在现行的医保支付中，医院有病人、有手术，检查了、开药了才给报销，没病人就没有报销。所以，疫情防控期间，医务人员奋斗在一线保护人民健康，使得患者数量大幅下降，全国的医院都在亏损，这对现在的医保制度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过去三年的疫情防控就是最深入最广泛的爱国卫生运动，去医院看病的人少了，医院收入就少了。当时全国医生奋斗在防疫一线保护人民健康，而他们受到的惩罚却是上班后收入大幅下降。当时网上就有报道，例如武汉抗疫一线英雄回到原单位被解雇了，就因为他是合同制的编外人员。

　　反观三明，百姓越健康，病人越少，医生和医院的收入就越高。所以三明模式才是健康中国的未来模式。

　　其实三明模式就是一个升级版的医疗预防保健网，为当地老百姓提供县乡村一体、全信息化的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障管理服务。虽然三明是欠发达地区，但是老百姓的就医满意度反而最高，三明在整个福建省的人均预期寿命中排名第二。

　　三明实施新医改之后，就是要解决老百姓最急难愁盼的问题。老百姓最怕得大病，比如癌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等，于是三明就想办法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比如怎么控制血压，怎么控制血糖，从调整生活方式和健康管理来降低癌症发生率，包括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率，效果非常好。既改善了百姓健康，又控制了医疗费用。

　　观察者网：的确，这才是真正公立医院应该做的，老百姓越健康，医院越赚钱。但是听说三明医改的推广也碰到了困难，问题在哪里？

　　李玲：三明医改做得很好，但是推广困难，难就难在涉及到重大的利益调整。推行医改的牵头单位是卫健委，但是这涉及到医保局、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多个部门的利益，如何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是个难题。

　　三明医改中改革的核心就是改政府，是真正的“刀刃向内”。三明医改是把所有的与医疗卫生相关的钱集中起来使用，按照新的考核制度直接拨给医院，直接支付医生的收入，解决医院创收问题。毫无疑问这是要动别人奶酪的。

　　观察者网：那么是不是要通过顶层设计，来打破部门利益？您认为，党中央层面可以有哪些举措去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李玲：要改变这个情况只能从顶层设计出发，比如建立一个中央健康委员会，把医保、医疗、医药统一起来，否则三医无法联动，何谈医改？

　　咱们有句老话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制度，把有限的资源花在刀刃上，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全民普及教育和医疗。1978年改革开放是分权让利，调动积极性，地方、企业以及医院都是各自为政，自负盈亏。

　　其实三明模式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三明作为欠发达地区，医改后的资金都足以承担医院的运行和医生的工资，而且医生工资不低，其他地区没有借鉴是因为缺乏三明那样敢为人先的改革勇气和改革能力。

　　此外，改革要有容错机制。比如一些地方干部一搞医改，就自个儿先当“烈士”，因为触及他人利益，告他的人就多了，一查就先进去了，改革的成本是很高的。

　　这就是为什么总亲自推动三明医改。因为地方推动医改动力不足，改革主体不到位，干部考核机制与医改不协调。推动医改的主体，应该是各级党政一把手而不是单纯的卫生部门。

　　观察者网：这些年得益于互联网医院建设和分诊医疗制度，看病难的问题有一定的缓解。不过，在大城市，医疗资源仍然大量集聚在三甲级医院，疫情期间三甲医院挤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此外，家庭医生制度好像也没有太大进展，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有何解决之法？

　　李玲：2009年医改的第一步就是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这些年基层的硬件设施，比如乡镇卫生院、村医务室等条件都显著改善了。

　　那么这么多年后，基层仍然不强的原因，是因为大医院的运行还保持原样：现在公立医院的创收模式就是扩量做大做强，所以源源不断地从基层吸收患者和医生，基层被掏空了。

　　基层医护人员虽然受了正规培训，但病人量不够，医术水平提高得慢，老百姓不信任，就越要去大城市大医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就是为什么“县乡村一体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恰当的健康管理以及远程医疗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基层医生能够精准处理病情，患者也就无需因为一些小毛小病赶往大城市。

　　不过这个模式在大城市可能要有些因地制宜的调整，比如像上海的华山医院、北京的协和301等医院，这是为全国病人服务的，也是研究型的医院，它的职责就应该是科研、培养人才和解决疑难杂症。

　　基层医院无力解决的疑难杂症就送到这些大医院，真正的对症施治，而不是“杀鸡用牛刀”，浪费了稀缺资源，导致就医难。目前国内医院，可能60%的病人只要在区级或者基层医院就能看好。

　　信息技术也可能在未来，为老百姓提供很好的平台。或许未来人手一个可穿戴设备，个人健康信息随时上传到云端由人工智能24小时监管，定时定点提供健康保障。

　　观察者网：的确，新科技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未来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应用，您认为会对我们解决看病难、医疗资源不均衡问题，以及对我们的健康中国战略，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医疗的难点是不确定性和信息差，而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实现在家看病了，尤其是信息技术能大大缓解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

　　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其实是有逐步加大倾向的。医疗健康最需要的最终还是人才，而人才都在往大城市集聚。

　　短期来说号召北大医学院8年制的学生前往农村好像不太现实，所以未来可能就是要靠大数据信息化来解决。

　　未来可能优质的医疗资源可以在北京，但是他们不再仅仅坐在北京为北京人或者为来北京的人服务，而是在大数据的平台上，通过机器人完成有效的分诊，把那些最需要找大专家治疗的病人集中过来。这些大专家可以在北京看的病人，宁夏的病人，让边远地区的病人也能够得到优质资源。

　　信息技术能有效缓解卫生服务体系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图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专家正在远程会诊文汇报

　　另外，从健康管理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完全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实时健康信息，提供一种高水平、持续的管理。

　　大数据在未来会成为真正的新质生产力。我们有14亿人口，健康数据庞大且丰富，合理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研发出最好的医疗模式、健康管理模式，以及匹配所有最合适的药品、耗材和器械，以及有益于健康的新消费产品和服务。比如精准规划个性化的一日三餐，合理的生活方式，保你健康，保你快乐，保你平安。

　　观察者网：刚刚您提到健康已经成为中国亮丽的名片，那么通过医改的进一步深化，再借力中国科技发展，如何理解中国健康之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李玲：新中国成立以后，原创了中国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成为世界学习的典范。这个制度创新不仅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健康以及中国现代化的问题，甚至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在学这个制度，说明这个制度符合医疗卫生规律，是具有生命力的。

　　我觉得未来中国的医疗模式，就是基于我们原创的“预防保健网”，以及现在三明的健康保障模式，进行一个集成创新，以低廉的价格高效的服务实现每个中国人的健康长寿。

　　再加上信息化技术的优势，未来在可穿戴设备的支持下，人工智能为全国人民实现一个码、一张网、一朵云，这种集成的大数据既有利于未来的健康保障，同时又是为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的金矿。

　　如果中国这条路走通了，还可以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健康模式，这就是中国名片，跟着中国走，就能活得久，因为健康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人类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