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人·威尼斯共享单车生产基地改卖二手单车：成本价13卖车酷骑出厂直接废弃ofo小黄车卖废品也没人要当我问及一家自行车厂厂主是否生产过共享单车时，对方勃然变色，“你问这个干什么？回头录上音就麻烦了，直接说我们没做过就完了。”确认过眼神，这是个有故事的人。而就在前一秒，这位厂主还是一个和蔼老人的模样，询问记者的工作和老家，感叹北京什么都贵，劝我早点儿回老家，起码落叶归根。

　　就在短短两三年前，共享单车还被视为已经陷入颓势的王庆坨自行车产业的一剂强心针，武清当地媒体2017年还称，“中国自行车第一镇”迎来了自己历史未有的高光时刻。

　　位于天津市市郊武清区的王庆坨镇，上一次的鼎盛期要追溯到20年前，小镇的自行车产量当时一度占到全国产销量的八分之一，而前些年，这里的自行车产量不断下滑，工厂的利润从高峰时的每辆车几十元降为一两元，激烈的竞争让这里的自行车工厂从几百家减少至几十家。从直观的意义上来说，王庆坨曾因共享单车从“垂暮”走向了“新生”。

　　只不过这段“新生”没能持续太久便宣告夭折，随着共享单车企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个倒下，败局来临得比所有人预想都要快。在摩拜被美团收购并改名后，它曾经的对手ofo小黄车仍在等待终局。

　　最新的消息是，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文书显示，ofo的运营主体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名下连可以执行赔偿的标的也没有。

　　受到连带影响，王庆坨的自行车企业哀嚎一片，大量车厂关张，曾经的“救命稻草”如今成了“催命符”。

　　于是，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点，王庆坨还是那个“自行车王国”，但发生过必留有痕迹。被骤起骤落的共享经济所裹挟的王庆坨在等待一个新的刺激，但这是不是一厢情愿的妄想？人们都很茫然。

　　冷清，是我到王庆坨时最初的感触。街上很少能看到行人，多是汽车和运货的卡车在呼啸而过，路上的行人比汽车少，而骑自行车的人比起行人的数量又少得多。直到我走到紧靠镇里的开发区附近，才看到一辆摩拜单车，它孤零零地停靠在一家挂着出租字样的店铺门前。

　　和人们认知中的小镇一样，王庆坨除了开发区的几座高楼外，很少有超过五层的建筑。在这里，眼下生意最好的是电动车厂，一下午总有七八个客人上门。

　　王庆坨的自行车门店主要集中在那条不长的主干道上，街边的道路失修严重，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和土路是主流。记者随机走访的几家门店都没什么客人，摆放着的上百辆自行车，随手一揩，就是半指厚的积灰。闲来无事的店主们要么三三两两凑成一桌打麻将，要么穿着汗衫倚着门廊，边吹风边望着大街，虽然街面上也什么都没有。

　　其中一间门店的中门大开，走进去一看，只有零星的几辆自行车歪歪扭扭地随意摆着，不大的面积却显得尤为空旷。“有人吗？”我像复读机一样重复这一句，并一次比一次提高音量却无人回应，当我以为店里没人澳门人·威尼斯，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位年轻人从里屋走出，看了我一眼又迅速转头，大步走向门前的皮卡开车就走，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店里无所适从。而6月，本该是王庆坨传统的销售旺季。

　　曾经的王庆坨可不是这般景象。鼎盛时，雪片一样飞来的订单，令王庆坨一些车厂接到手软。这一空前盛况被作为新经济的典型写入《天津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共享单车快速发展带动自行车生产，全年两轮脚踏自行车产量增长31.6%。

　　李清娥还记得身旁的那家车厂日夜灯火通明的火热景象，一车一车的货运出去，一车车的原料拉进来，在当时，王庆坨的大部分车厂都或多或少接到过共享单车的订单，只不过，李清娥是那个例外。

　　“确实有企业2016年的时候来找过我们，当时也确实动心了，不过一听要先垫付30%的货款，那几万辆车，我们得垫付多少钱啊。”犹豫再三的李清娥最终还是拒绝了。

　　共享单车的繁盛给她这样的独立品牌车厂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街面上都是随扫随走的共享单车，谁还自己买自行车呢？”看着别人都在满负荷运转，自己的厂子却几个月都接不到多少订单，一度让她有了关张的打算。

　　压力大的来源不仅仅是卖不出去货，更致命的是原料成本的上升。摩拜单车做叉架用的铝材，从2016年8月至今，每吨价格已经上涨了2000-3000元。做车胎用的橡胶材料，也从2016年12月开始涨价，涨幅10%左右。因为生产共享单车的厂子给的工钱高于其他工厂，导致很多熟练工人纷纷跳槽，要想留住人，除了涨工资之外并无他途。

　　当时张楚的厂子不过两条生产线，几千辆车的订单就完全可以满足，因为行情不好，他甚至都想停掉生产线年底，有共享单车品牌找到他，张嘴就要他一个月生产出过去几年的产量，他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当时想的是这共享单车起码能火个几年吧，等把第一口汤喝掉，到时候再抽身就好。”

　　可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订单像是激发了他的某种瘾症，扩大生产再扩大，到了2017年上半年，张楚的厂子已经有了四条生产线，而积压的货款越来越多，只有发出下一批货才能收到上一批的尾款，“感觉自己当时就像是在轮子上跑的老鼠澳门人·威尼斯，已经停不下来了。”

　　而就在张楚拼命扩大产能的时候，共享单车的战局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大批共享单车企业纷纷倒闭。一天，张楚给对方打电话催促尾款，却发现电话怎么都打不通了，不久之后他在新闻上看到，他供货的这家共享单车企业已经倒闭了。

　　时至今日，李清娥仍无比庆幸于自己当初的决定，她熟悉的几家同行，其中一家是王庆坨规模数一数二的车厂，都被拖累倒闭了。“有一家的老板为了扩大产能，把亲戚朋友的钱都借了个遍，结果这一崩盘，他现在连家都不敢回，现在人也不知道在哪儿。”在一片哀嚎中，她成为了少数没有伤及元气的幸存者之一。

　　提及赵家柳村，大部分人都会觉得陌生，那里正是共享单车狂热冷却下来后的遗迹，其村口的一田地都堆满了被遗弃的单车残骸，即媒体口中的“共享单车坟场”。

　　赵家柳村与王庆坨相距不过5公里，却分属天津、河北两地。载着我去单车坟场的师傅不无自得，“王庆坨属于天津，赵家柳属于河北霸州，我们的生活条件比他们好。”从村子里直接穿过，道路窄小，只能容许一辆车通过，一路颠簸，像坐上了碰碰车。

　　单车被整整齐齐码放在农田上，绝大部分是酷骑，都是2017年下半年生产出来的，但出厂的瞬间就只能迎接被废弃的命运，因为那时酷骑这家企业已经不复存在了。还有零星几辆小黄车，座椅、轮胎等零件被随意扔在周围。单车的表面因为长时间的暴晒和风吹雨淋已经开始变色，车轴部位生满了铁锈。

　　一位村民向我介绍，原来确实很多，他前后指了指，凡是不怎么长草的地方原本都是停放单车的。如今，紧挨着放单车的地方被修成了一栋羊圈，这些被闲置的共享单车整日与羊群同呼吸。农田上单车变少的原因在于都被客户买走了，在王庆坨，二手单车买卖，已经是一桩不小的生意。

　　据媒体报道，这些单车转手人的上游是曾经为共享单车造车却无法收回货款的自行车制造厂，下游是对这些几乎没怎么被使用过的车辆进行二次利用的买家。一些工人将单车车架、挡泥板、车座后部等，有共享单车公司名字的地方换上新的商标，另一些将旧的车把手拆下，换上新的，地上随意扔着很多贴纸的背胶和旧把手。

　　赵正治的店里就摆了不少半新的酷骑单车澳门人·威尼斯，他反复强调，如果要货得尽快，库存只有一百多辆了。他本人的经历与李清娥类似，都是因不愿积压货款而没有参与共享单车这一场大热闹，只不过在潮落之后，他找到了新的盈利点。

　　“你看看这车，不错的，造价也要六百多块，现在六百多三辆，质量还好。”赵正治本人不愿透露他的收购价是多少，不过厂商的一整个仓库都被他给包圆了。“那一个车库起码要有几千辆车，还有不少零部件，我百八十万就都拿下来了。”兔死狐悲的情绪当然会有，不过他也理解对方的心情，毕竟即便是白菜价卖出去也比在仓库里当破烂要好得多。

　　酷骑单车的电子锁被他锯下一半，平时也不影响骑乘。“买货的什么人都有，有公司来买要卖到其他地方的，也有人买过来做车体广告的，一年不到，就已经卖到只剩一百多辆了。”

　　至于小黄车，他也收，不过话语间还是难掩对于小黄车的嫌弃，“小黄车骑过几次之后就破破烂烂了，除非是像山地车之类的特别款，其他卖得不好。”整车还好，但因为共享单车的零部件都是特制的，也没法替换到普通自行车上，所以收的人不多。

　　王庆坨自行车产业起步于1994年。在此前，据当地人介绍，王庆坨的主要产业是炒干货，当时也有少数不法商贩为了压秤而往干货里加砂石，后来这个行当转到天津静海那边。

　　最初是几个曾在供销社组装过自行车的工人，下海创业卖无证低端自行车。后来王庆坨形成了一个自行车产业链，一辆自行车所需的一百多个零件，都可以在镇子里轻松采购到。于是大量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摇身一变成为销售，四处寻找订单，然后联系镇里的亲戚朋友生产。

　　一时间，王庆坨的低价自行车迅速占领全国市场。最离谱的时候，王庆坨的自行车卖到了50元一辆，是当时行业平均价格的三分之一。这种车的车架薄得跟纸一样，车的生命周期只有3-6个月。于是王庆坨也成为劣质自行车的代名词。

　　后来镇政府对自行车行业进行了监管、引导和扶持。在一番清理整顿和整合兼并后，王庆坨的自行车行业走向正轨，形成了一些品牌企业，同时进入到中高端市场。在临近京畿和港口的有利位置，外加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旺盛的需求，王庆坨逐渐形成自行车产业链，一度有着六七百家自行车整车和零部件生产企业，自行车产量占到天津全市自行车产量的三分之一、全国总产量的不到五分之一，被称为“中国自行车第一镇”。“占天津五分之一就很了不起了，何况是全国？”一位当地人提到此处依旧很是得意。

　　然而，自行车需求的逐年递减严重影响着这个靠单一产业维系的小镇。一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两轮脚踏自行车产量为5532.8万辆，较上年同期下降10.8%；2015年国内电动自行车产量为3257万辆，同比下降近8.3%。这些数据具体在王庆坨，则是每年都有不少自行车厂倒闭，企业赔钱更是司空见惯。

　　环保政策也给了王庆坨一记重击。2017年7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将天津列为重点督察地区，点名王庆坨的污染现象。接下来，与自行车行业密切相关的烤漆厂、电泳厂、氧化厂被大量关闭。

　　而这正是共享单车发轫前，王庆坨所面临的困境。李清娥也承认，2016-2017年，共享单车确实挽救了一大批处于破产边缘的车企，但之后又将它们推到了另一个深渊，“王庆坨被共享单车坑惨了。”

　　但也有人觉得王庆坨的衰落主要原因还在自己身上，共享单车的到来只是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有媒体报道，几年前，一家企业推出一款被称为“死飞”的单速车，因为市场上卖得好，不到半个月，整个王庆坨的街上摆满了类似的单车。劣质、山寨、一窝蜂似乎成了王庆坨的原罪。

　　如今，共享单车在王庆坨已经属于过去时，2018年下半年是张楚最艰难的时刻，一度三个月没有开张，裁员、关停多条生产线，才得以有喘息的空间，他准备把亏空的家底找补回来些之后就告别自行车行业。

　　而李清娥还准备再接着干下去，她正在加大自己高端产品线的投入，希望能有所收获，“共享单车这事儿之后，我们算是长了教训了，只给30%预付款就拿货的蠢事不能再干了。”现在讲究个落袋为安。